在飞似的，护士们闲聊，谈起他，说真好啊，青春飞扬。

一点都不好，他才十七岁，怎么肩上就要担一个我了。

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乐观，我哥还能从可怜我们的亲戚那里借一点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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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只是一点点。

很快，就连药都开不起。亲戚也没有能再联系上的。

我哥到处跑，录取通知书都没认真看就开始到处跑，上上下下地想要申请救助。

最后一大堆手续，被一句你爸妈又没死给打回来。

岑北山蹲在医院台阶上，脸埋在膝盖上，他的手臂老长，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缴费通知，我看不清楚他的脸，只看到那张薄纸被风吹得噼噼地响。

到了夜里，睡不着觉，耳畔总是响起那噼噼的杂音。

然后我也和我妈一样开始怨恨起来了。

不大不小的烂病，我宁愿得绝症，而不是这种医生也说不好是不是能百分百治愈的麻烦的遗传病。

医院里钱像是水一样地流来流去，几十万几百万都变成了简单的数字，相比起来我们的单子上的那几个数字可真是小意思。

小意思小意思，硬是把我们的生活压得没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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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哥消失了一段时间。

像我爸我妈一样。

小医院的门总是不隔音，我每天都能听到有人在门外谈论57床那个没人要的小孩。

院长说要报警，但护士长总是阻止他。

护士长是个有些胖的阿姨，很凶，不爱笑，打针的时候手很大力，像是要把我的腕骨捏碎似的。

她说，再等一等吧。

医院床位紧张，我住进了刚死过人的单人间。

有一天夜里下暴雨，没人来给我关窗户，大风吹进来，把窗外的树叶灰土也一并吹进来。

我趴在窗口，看外面黑压压的乌云，低头看五楼的高度，觉得头重脚轻，一阵眩晕。

风为什么不能把我带走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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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，想了很久想不通，大雨瓢泼，我的脸被打湿，闪电也在轰鸣。

又一道雷劈下来的时候，我突然很害怕，跌跌撞撞跑出了病房。

医院走廊里只亮着几盏孤零零的应急灯，落在人脸上是淡淡的碧绿色。

沿途遇到的每个人脸上都面带愁容，有的人生、有的人死、有人欢笑、有人哭泣。

但是没有人如我一般的孤独，没有人和我共享寂静。

我的世界非常寂静，静得只剩下我凌乱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喘息。

我跑到前台借了电话，她认出我，有些迟疑，说：“你爸妈我们都联系过了……?”

“不是的、不是打给他们……”我一阵耳鸣，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

在对方怀疑的目光中，我哀求她把电话给了我，说我还有一个亲人。

“他会来的……?”我一遍一遍重复，说，“如果他不来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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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他不来，那我有什么办法。

只能等死。

如果他不来，那我会乖一点，乖乖地等死。

我不知道才十七岁的岑北山是怎么自己一个人凑够手术费的，只记得做完手术那天，是个阳光灿烂的大晴天。

那之后没过多久，我妈又回来了。她抱着我的样子很可怜，很憔悴，眼睛都哭肿了，说对不起。

我想，她至少比我爸好一点。我爸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呢。

我都快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，不过，我应该是不像他的。

听说他之所以走得那么坚决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意就是因为我不像他。

他说我不是他的儿子。

这样一比，我妈好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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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于是原谅了她。但我不想再跟着她生活。

我说这话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，我于是知道我难得聪明一回。

那之后我跟我哥一起过。

然后相依为命直到十五岁，我和我哥吵架，我哥也不再回来。

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，现在想起来却觉得好像上辈子的事情一样。